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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在CCTV8開播以來，該劇話題熱度持續走高，而收官當晚“爛尾”詞條沖上熱搜，傅東育微博回應“反思”，再次將劇集的相關討論推向高潮。有人為檢察官的堅守熱淚盈眶，有人因結局的“意難平”激烈爭論，更有觀眾感慨“這就是我們真實的日常”。傅東育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將這場創作形容為“在現實的土壤里深耕掘進”，既要有觸碰社會痛點的勇氣，也要有守護人性溫度的細膩。

全員“寶藏角色”？讓每個角色都帶著人間煙火

【資料圖】

“所有故事的核心，都是講‘人’。”三年的時間里，傅東育和主創團隊走訪了十幾個城市、采訪了上百位檢察官。在他看來，《以法之名》最打動人的從來不是離奇的案件，而是案件背后那些“會猶豫、會疲憊、卻始終守著底線”的檢察官。

“劇中的檢察官都是有出處的，他可能不是來自于單一的原型，而是幾個人拼成了洪亮、幾個人拼成了李人駿……”走訪過程中傅東育遇到了一位資深檢察官，在移交案件時已收到某國企三倍薪資的邀請，卻因發現接手同事的辦案思路存在偏差而選擇留下。“他說‘如果我走了，這個案子的走向可能會改變很多人的人生’，后來又開著玩笑補了句‘也可能是對方給的不夠多，五倍說不定就動心了’。”傅東育將這些有溫度的原型融入創作，讓洪亮這個角色跳出了“高大全”的框架，多了幾分煙火氣的真實。

為了讓敘事既專業又不枯燥，劇組做足了功課。從最高檢到基層檢察院，他們旁聽庭審、查閱卷宗，甚至跟著檢察官體驗辦案流程。劇中的王春祥為嫌疑人爭取給父親上墳的機會，最終引發意外的情節，就源自基層的真實案例。“這種細節不親身體驗，是寫不出來的。”

這種對“人”的執著，貫穿在每個角色的塑造中。李人駿的掙扎，源自檢察官群體面對“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的普遍困境；鄭雅萍的銳利與柔軟，映射著女性檢察官在職業場域中的雙重身份；就連戲份不多的張文菁，也帶著年輕律師初入職場的理想。傅東育要求團隊“把每個角色都當成主角來琢磨”：“哪怕是個小反派，也要寫出他的人物邏輯，不能是為了壞而壞的工具人。”

楊爍飾演的萬海、董晴飾演的張文菁成為觀眾口中的“寶藏角色”，正是因為“角色與演員的氣質天然契合”。“董晴為了一場審訊戲的臺詞，提前二十天反復打磨，拍攝時一條過，現場所有人都鼓掌。”說到蔣欣飾演的鄭雅萍，“有觀眾覺得她太銳利，不像傳統印象中的檢察官”，他坦言這個角色在劇作中功能性更強，“這種人物極其難演，很容易演成概念化的符號”。因此，當蔣欣主動請纓出演時，傅東育“驚著了”。最終，“我給蔣欣的表現打100分”。——她精準捕捉了當代檢察官的“知識分子氣”和專業分寸感，審訊時寸土不讓的專業，面對同事困境時的默默支持，甚至與洪亮爭執時的咄咄逼人，都讓這個角色落地生根。

用類型化觸碰社會“痛點”

“任何一個作品都應該有它的社會意義表達，這是一個藝術工作者應該有的自覺。”從《破冰行動》到《冰雨火》，再到《風吹半夏》和如今的《以法之名》，傅東育始終將社會關切作為創作的驅動力，在現實題材的土壤中深耕。

《以法之名》的選題源于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邀約。最初優酷的敦淇提議拍“掃黑除惡”時，傅東育婉拒了，認為已有《狂飆》等佳作在前。但當最高檢提出“懲治司法腐敗、刀刃向內”的檢察偵查題材時，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其獨特性與深度。“在掃黑除惡過程中，檢察機關有兩項職能：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傅東育解釋，現實中存在地方為追求政績，將普通刑事案拔高為涉黑涉惡的亂象，這違背了司法公正。“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這些痛點是老百姓真真切切的擔憂。創作者回避了，就是失職。”這種決心決定了作品的“硬核”底色。傅東育強調，觸碰社會痛點并非為了獵奇，“是懷著善意希望尋求改變，還是揭露丑惡以‘審丑’為美？”他選擇了前者——既要刺破現實，又要留存溫度。在他看來，觸碰痛點的關鍵在于“不標簽化”。劇中的腐敗不是簡單的“壞人作惡”，而是滲透在“政績工程”等縫隙中的灰色地帶；檢察官也不是完美的英雄，他們也會在“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間搖擺。走訪過程中了解到的一些細節撕開了司法實踐中的復雜肌理，這種復雜性讓痛點有了真實的重量，“觀眾能從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困境，才會真正共情”。

審訊戲的處理尤其體現類型化巧思。劇中沒有歇斯底里的對抗，更多是“平靜下的暗流”：鄭雅萍審訊時突然拋出的一個細節讓嫌疑人慌亂，洪亮看似隨意的家常話實則瓦解對方心理防線。“檢察官的‘武器’是邏輯和證據，我們就放大這種‘智力博弈’的張力。”這種處理既符合職業特性，又延續了涉案劇的緊張感，讓“法條辨析”也能充滿戲劇張力。

在觀眾的反饋中校準創作坐標

“我在微博上的反思是誠心誠意的。”傅東育坦陳，“觀眾的意難平，恰恰證明他們在乎這個故事，在乎這些角色。”他認真剖析觀眾指出的問題：開篇為鋪墊檢察偵查體系背景，節奏確實偏緩；部分支線為豐富群像而顯得冗余。“這些都是實打實的問題，不賴別的，是我的責任。”

對于“倉促結尾”的質疑，傅東育表示有兩重原因。主觀上，他刻意避免“爽劇式收尾”，希望留下思考空間：萬海死在監獄，秦鋒犧牲，許言午、蘭景茗的處理引發爭議。“我不喜歡傳統意義上的大團圓式結尾。”傅東育解釋，生活本就充滿遺憾，而正是這些遺憾，讓觀眾更能體會司法公正的珍貴——“當你看到檢察官們頂著壓力堅持起訴時，會明白公平正義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人用肩膀扛出來的。”客觀上，主創團隊后期對故事做了多次修改，“有些情節改得有些支離破碎，只能用閃回來補充，這是技術上的失敗”。

傅東育的創作秘訣很簡單：下生活，挖人性，存善意。在爭議與掌聲中，導演十分清醒：“觀眾的眼睛是最亮的鏡子，能照見創作的優劣。只要守住對現實的敬畏，對人的尊重，就不怕前路坎坷。”“所有聲音都是進步的養分，這絕不是客氣話。”

如今再看《以法之名》的全民熱度，傅東育仍覺意外。“沒想到會引發這么多人對司法程序的討論。”他將這歸功于觀眾的成熟，“大家不再滿足于看個熱鬧，而是真的在思考‘我們的社會需要怎樣的公平正義’。”這種討論，正是他創作的初衷。從最初的選題確立，到拍攝中的反復調整，再到播出后的全民討論，《以法之名》的每一步都像一場“負重前行”。但當看到觀眾因劇中情節討論司法公正，看到檢察官們說“終于有人懂我們的工作”，他覺得一切都值了。

劇集開播當天，最高檢檢察偵查廳正式掛牌成立。傅東育表示這是一個“美妙的巧合”，又恰恰印證了作品的社會意義——“讓更多人相信，總有一群人在為公平正義默默較勁，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