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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修訂傳染病防治法，都是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總結，此次修訂不是一次簡單的‘小修小補’，是對傳染病防控責任的‘量身定制’。”修訂后的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簡稱“新法”)自9月1日起施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劉智慧在日前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數字社會治理研究院、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共同主辦的傳染病防治法的修訂與實施論壇上表示，作為防治傳染病的“法律處方”，傳染病防治法的演進史，是我國公共衛生法治建設的縮影。

傳染病防治法的流變與傳染病防控史息息相關。“傳染病防治法的修訂伴隨著人類面臨的重大傳染病的危機、公共衛生事件不斷修正，在傳染病防治過程中，法治永遠是托底和持續的力量。”湖北中醫藥大學衛生健康與中醫藥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趙敏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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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助理兼經濟法與社會法研究所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新舊條文對照與適用精解》主編劉炫麟表示，新法完善了立法目的，提升了理念站位，突出表現在新增“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防范和化解公共衛生風險”“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3個立法目的，這既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的集中體現，也是全面推進“健康中國”“法治中國”建設不可或缺的一環。

明確屬地、部門、單位和個人四方責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梁鷹此前介紹，新法明確權責，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傳染病防治體制機制，明確屬地、部門、單位和個人責任，實行聯防聯控、群防群控，同時建立健全城鄉一體、上下聯動、功能完備的疾病預防控制網絡，進一步明確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功能定位，提升專業能力。

北京市海淀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華偉玉解讀說，新法擴展和細化了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職責，新增了“制定傳染病預防控制技術方案并組織實施”“風險評估”等內容，提升了防控工作的科學性和系統性。

其中，新法明確要求疾控機構對“重點場所”指導，體現了精準防控，有助于防止疫情在特定場所暴發和擴散。將“基礎性研究”納入疾控機構職責，提升了疾控機構在科學研究和行業標準制定中的地位，有利于推動傳染病防控的科技創新和規范化管理。

新法對國家、省級與市、縣級疾控機構的職責分工進行了更明確界定，突出了國家、省級機構在監測、預測、對策制定、標準制定等方面的引領作用，市、縣級機構則側重于規劃落實、免疫消毒、病媒生物控制和本地疫情監測等具體執行工作。在華偉玉看來，這種分工有助于形成上下聯動、分工協作的高效防控體系。

在醫療機構方面，新法規定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必須設立專門科室并指定專人，承擔本機構及責任區域內的傳染病預防、控制和疫情報告工作。華偉玉對此解讀說，這一規定比此前規定的“確定專門的部門或者人員”更為具體，提升傳染病防控的專業化能力和規范化水平，降低院內感染的風險。

有關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職責，新法也作出細致規定，要求設立專門科室或指定人員，并在疾控機構指導下，承擔健康教育、預防接種、疫情報告、患者健康監測及社區防控指導等多項任務。華偉玉分析說，這不僅擴展了基層機構的防控職能，也強調了其在城鄉社區傳染病防控中的“前哨”作用，推動防控關口前移，實現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提升城鄉居民健康素養和防病能力。

新法規定了傳染病預防控制應急預案的制定主體，要求醫療衛生機構和學校、托育機構、養老機構、福利機構、車站、港口、機場等重點場所，應當制定本單位傳染病預防控制應急預案。

“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各類重點場所是本單位傳染病預防控制應急預案制定主體，使應急預案體系更加全面、完善。”華偉玉解讀，醫療機構、學校、交通樞紐等重點場所人員密集、流動性大，是傳染病發生、傳播的重要場所，通過制定應急預案，可有效提升相關場所防控能力，也是落實傳染病防控“四方責任”單位主體責任的具體體現。

針對個人，新法規定，傳染病患者、病原攜帶者和疑似患者應當如實提供相關信息。同時增加規定，要求上述人員及其密切接觸者應當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傳播傳染病。

華偉玉分析，這不僅涵蓋了此前法律中關于傳染病相關人員工作限制的部分內容，還進一步明確了其如實提供信息的義務，以及對密切接觸者采取防護措施的要求，同時增加了禁止任何單位或個人故意傳播傳染病的規定。“內容更全面，也更具體，強調了傳染病相關人員自身的責任和義務。”華偉玉說，嚴禁故意傳播傳染病，不僅是道德倫理的要求，更是法律的強制。

明確比例原則 保障公民權利

傳染病疫情防控要兼顧保護公民個人權利與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一方面要控制疫情擴散蔓延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公民合法權益。梁鷹此前介紹，新法在優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時，對保障公民權利做了進一步修改完善。

新法規定比例原則，明確采取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有多種措施可供選擇的，應當選擇有利于最大程度保護單位和個人合法權益，且對他人權益損害和生產生活影響較小的措施。

“比例原則是行政法里的黃金原則，在傳染病防治法第四章‘疫情控制’中，很多條款涉及這一內容。”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楊健解釋說，“關于公共衛生的舉措，很多時候會涉及某些單位和個人的私權利，如果不重視比例原則，很可能就會侵犯到他們的權益。”

她舉例，新法對甲類傳染病患者、病原攜帶者、疑似患者以及上述人員的密切接觸者接受相關隔離治療、醫學觀察等措施進行規定時，不僅要求應當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和醫學檢查結果科學合理確定具體人員范圍和期限，并根據情況變化及時調整，還增加了規定，采取隔離治療、醫學觀察措施，不得超出規定的范圍和期限。

新法還要求保障他們的知情權，書面告知他們診斷或者判定結果，以及依法對其應當采取的措施。“患者會拿到一個比較正式的東西，有一個清晰預期。”楊健補充說，新法還體現了對社會知情權的保障。如規定，采取傳染病疫情防控措施時，決定采取措施的機關應當向社會發布公告，明確措施的具體內容、實施范圍和實施期限，并進行必要的解釋說明。

新法同時拓寬救濟渠道，明確單位和個人認為采取的相關傳染病疫情防控措施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提出申訴。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暢通申訴渠道，完善處理程序，確保有關申訴及時處理。

“原來的法條規定了單位和個人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訴訟的權利，新法中也保留了，但是復議訴訟需要的周期比較長，新法又專門規定了申訴權，增加了救濟的途徑和方式。”楊健說。

她同時強調，新法增加了對單位和個人責任的規定，以落實“四方共治”。如要求單位和個人要接受和配合流行病學調查、防控等舉措，同時明確了拒不配合、散布謠言等行為要承擔的法律責任。

此外，新法還強調依法開展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保護個人隱私，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相關信息不得用于傳染病防治以外的目的。

新法落實面臨哪些挑戰

“過去我們醫院一些科室主任、患者還有客服中心，經常問的一個問題是：有文件嗎？有法嗎？”北京清華長庚醫院急診科執行主任吳圣同時兼任醫院感控疾控辦公室副主任，平時負責醫院的感染管理和疾病預防控制工作，“新法出臺以后，最大感受是有法可依了，開展工作會更加順暢。”

在醫療救治方面，新法要求加強和完善常態與應急相結合的傳染病醫療救治服務網絡建設。“這體現了在傳染病救治體系中的‘平急結合’”，北京清華長庚醫院醫患辦主任樊榮介紹，“當傳染病發病人數較大，需要收治大量人群時，個別傳染病專科醫院去收治就不夠了，需要更多醫療機構的資源去補充。”

“如何實現醫療資源的充分配置，是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副院長蔣榮猛說，“傳染病的應對不能僅僅靠傳染病醫院，因為傳染病醫院的床位總是有限的，更多應該是在綜合醫院，怎樣做到平急結合，平急轉換，增加醫療機構的韌性，才能更好應對。”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新法除了規定對疾控系統和醫療機構提供機構建設、經費保障、物質保障和人才隊伍建設外，還增加了信息系統方面的規定，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資源，為很多工作提供了支撐。”華中科技大學醫藥衛生管理學院教授樂虹關注新法對傳染病防治工作保障措施的要求。

“物資有有效期，人員會變動。人才培養、物資和經費儲備，未來怎樣能夠既滿足需要又不浪費，成本效益良好，需要更多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支撐和參考。”樂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