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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1日，沈陽，高考填報志愿招生會吉林大學攤位。（視覺中國/圖）

最早實行“自由轉專業”政策的中國農業大學曾遇到一次危機。由于不準設置轉出門檻，2013年前后，畜牧專業轉出接近40%的學生。學生人數與經費、課時牢牢綁定，老師們坐不住了，認為政策制定“是有問題的”。

(相關資料圖)

從數量上看，學校的管理者是在維護極少數學生的權益。自2011年中國農大實行“自由轉專業”政策以來，每年轉專業的學生大概在300人左右。相較于全校1.4萬名本科生而言，人數少得可憐。

為什么要費力維護極少數人的權益？

鮮為人知的是，轉專業并不是一項探索，而是某種回溯。

20世紀初，中國高等教育剛剛誕生之時，轉專業乃至轉校都屬司空見慣。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后，曾轉到生物系就讀，最終又在西語系順利畢業。但1952年后，專業變成一個剛性存在，一定范圍內的轉換專業直到1990年代才有所松動。

轉專業政策不僅是給學生帶來二次選擇，也是在專業和專業之間尋找一種柔性的尺度。但打破剛性并不容易。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林萬龍在與學院的負責人開會時，常說的一句話是：“請各位稍微從領導的椅子上站起來一下，想想人才培養怎么做。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希望有什么樣的政策。”

私下，很多教授認為專業區隔對培養通識人才阻礙很大，但在公開場合，他們依舊要維護專業威嚴的高墻。

不斷有學校嘗試放寬轉專業限制。2023年5月下旬，在一場面向優秀生源基地中學校長的活動中，吉林大學宣布“所有專業之間可以隨意互轉”。但也有不少學校對轉專業提出更嚴苛的限制。某所高校曾試圖將過去幾年的轉專業實踐拿去申報教育成果獎，但顆粒無收。該校一位校領導向南方周末記者表達了困惑：“要放還是收，教育界似乎沒有共識。”

與之相對應的是，距離教育部發文同意轉專業已18年，這項政策本身早已深入人心，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互換”仍鮮有高校實現。

第二次選擇

不是第二次，是十二次。

2023年5月21日，在那場面向190多位全國重點高中負責人的活動上，吉林大學宣布將全面放開轉專業限制，每人有12次重新選擇專業的機會。據吉大教務處公眾號發布的數據，新政之下，2023年該校共有1018名學生成功轉專業。

“只要你選擇了吉林大學的一個專業，就可以選擇任何一個專業。”該校本科生招生辦公室主任王慶豐說。

這是十多年來中國高校放松轉專業限制的縮影。自2011年中國農業大學實行自由轉專業政策以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浙江大學等眾多高校紛紛宣布專業轉出無門檻。換言之，申請轉出本專業時不設條件。

其中不乏更特立獨行的高校，浙江工商大學甚至允許新生報到時互換專業。在一則2016年的報道中，就有四十余位同學，在自愿互換、父母知情、報雙方學院和教務處審批同意的情況下，互相換了專業。

擁有第二次機會來之不易，但支撐學生們再次選擇的動機卻不盡相同。

有的學生愿意不斷迎接更加激烈的挑戰。中國農大2011級學生劉竹君來自四川綿陽，從小到大她在班里一直處于中等偏上的位置。進入電氣信息類專業后，這位喜歡競爭的女生在大學物理面前感受到挫敗，“不管是看書還是上課，我都聽不太懂在講什么，很難受”。選擇轉入金融學并沒有一個看似理性的理由，而是“轉入經管學院的人最多，金融學看上去是競爭最激烈的”。

面試時，經管學院的老師問劉竹君，你說你學得很痛苦，但看成績還挺不錯的。劉竹君回答，“不喜歡（原專業），但我也強迫自己考出一個不錯的分。”

加入一場競爭激烈的游戲需要規劃和準備，成績、績點，甚至早至入校前就要作出計劃。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劉霄在調研某雙一流大學時，一位學生告訴他，自己高考時之所以要報考商學院，是因為這兒的學生轉出時更具優勢。為了爭取到更強的競爭力，這名學生應聘為想轉入的A學院的學生助理，并去旁聽A學院的課程。

劉霄一直沒能理解這位學生為何要從商學院轉到A學院，在他眼中，兩個以經濟學為基礎的學院，并沒有太大區別。但這位學生在轉專業成功后告訴劉霄，他很享受在A學院體驗到的更精英、更高品質的教學過程。

轉專業的動機也可能是為了避開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宣布能100%實現轉專業。2009級學生吳禮彬是典型的中科大學生。上大學前，他已立志成長為一位科學家。當他以安徽省理科第273名的成績進入中科大最引以為傲的物理學院時，這樣的想法只增不減。

物理學院一直人才濟濟，學院老師中有17名院士，同學里隱藏著極有天賦之人。很快，當吳禮彬看到同學可以在宿舍、自習室里，表情暢快地討論著物理問題時，他才意識到，成為科學家最為棘手的問題是，究竟要如何像他們一樣，對一個學科有如此豐沛的熱情。

“確實會存在‘逆向’的情況，從熱門轉到相對不太熱的專業。比如，有從物理學院轉到工程學院。”中科大教務處處長曾長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從功利的角度想想看，去到競爭不太激烈的環境，也找到了自己的興趣，你不就是很厲害嗎？有時爭取第一名是很重要的。”

2013年曾有媒體報道，在中科大數學學院畢業生中，成績前10%的學生有一半由外專業轉來。

這并非偶然。曾長淦分享了一個數據，2016年到2022年，共有約290位學生獲得中科大本科生的最高榮譽“郭沫若獎學金”，其中有39名學生轉過專業——這個1980年代設立的獎學金，前三屆獲得者中，有8人后來擁有14個權威學會會士（或院士）頭銜。

那一年，吳禮彬所在的班級只有兩位學生轉出，一位去了熱門的計算機系，吳禮彬則在聽了一次與南極考察有關的講座后就到了環境科學系。雖然他沒有獲得郭沫若獎學金，但在博士畢業前，他前往南極，抱著科研的崇高目的，鏟了約60公斤的企鵝糞便。

為了生源，也為了理念

不同于十年前對開放轉專業的一片叫好聲，吉大公布轉專業方案后，有觀點認為，此舉是為了拯救下滑的生源質量。2022年，該校的本科招生在河南、廣西、山西多地出現斷檔，斷檔分數多出現在日語大類、水利大類等冷門專業上。

必須承認的是，一個自由、寬松的轉專業氛圍，會吸引更多高考生的駐足。劉竹君當時在山東大學和中國農大之間搖擺不定，當她得知山東大學對于轉專業態度較為保守后，“客觀上更偏向于進入農大”。

報考一所能更自由轉專業的學校，像是擁有一個讓時間倒流的按鈕，僅需最少一個學期的努力，就有機會博回幾十分的高考分差。

在新高考之下或許尤其如此，填報志愿對高考選考科目限制日益趨嚴，而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多數高校的轉專業要求中，并未對高考選考科目作嚴格限定。

林萬龍列舉了一個數據，中國農大改革的第一年，2010級學生共有493人次提出轉專業申請，307人成功轉入新專業，成功率達62%。

越頭部的大學，“按鈕”的吸引力越大。劉霄記得，一位入學前就有轉專業想法的受訪學生告訴他，自己是全省文科第27名，而該校的分數線卡到26名，為了進入該校，他放棄選擇專業的權利。

教育理念的變遷是更大的時代背景。2003年，復旦大學就開風氣之先，讓244名學生轉到新專業就讀。

風氣之先其實是某種回溯。中國高等教育誕生之初，就已有轉專業、轉校的情況，并且手續并不復雜。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講師張銘雨曾統計，西南聯大時期，至少有一次轉系經歷的學生（有的學生甚至轉系兩次或更多）大約占學生總數的10%。

情況在1952年后發生改變，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研究員龐海芍曾在接受采訪時指出，1952年進行高校院系調整后，專業限定變死。1990年代，高校開始轉專業探索，但迄今沒能形成如歐美高校那樣更具普遍性的制度。

允許誰轉專業？

復旦開風氣之先的兩年后，教育部出臺文件表示，學生可以按學校的規定申請轉專業。

政策本意是讓學生多一次選擇，但很多學校在落實時卻遇到了現實“悖論”——允許誰轉專業？

高校一般會在兩個關口“卡”人，一是轉出原專業時，會有成績或其他表現有要求；二是轉入新專業時，新專業也會設置筆試或面試等考核標準。

大部分學校還會限制轉出的比例。例如中國人民大學的規定是，學院（系）擬同意轉出的人數一般不得超過該專業本年級學生總數的10%。

“高校普遍規定，只有在原專業名列前茅，比如前10%的學生才具有轉專業資格，但真正有轉出需求的，其實是那些沒有興趣，導致成績跟不上的學生，在邏輯上是個矛盾。”林萬龍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而宣布放松轉專業政策的吉大，限制條件也仍然存在。在2023年該校經濟學院公布的要求中，報名條件包括全科績點排名在所在專業前20%，如果曾在學科競賽中獲獎或發表過論文，排名可放寬到30%。

換言之，所謂“放松”是“轉出不受限”，但“轉入需考核”。也就是“拆門不拆檻”，這是大多數高校“放松”轉專業的側面。

中科大的老師們也注意到了類似的“悖論”。

2012年10月，中科大學生學業指導中心成立，是為配套轉專業政策，幫助學生找到最合適自己的專業。根據2014年《中國教育報》公布的數據，專業選擇咨詢的人數為205名，而因學習警示和預退學來咨詢的學生達409名。“中心的老師大部分精力是幫助有退學風險的同學。”曾長淦說，“可以把轉專業理解為一個托底政策，幫助他們順利畢業也就挽救了一個家庭。”

怎么在政策精神的基礎上體現出具體的“自由”？在2011年本科教學改革年里，中國農大給出了自己的方案：成績、申請轉出和轉入的專業都不受限制。為了使政策落實徹底，還要求，如果某專業申請轉入的報名人數在該專業事前公布的既定接收名額內，原則上應全部接受，不得設置障礙。

中科大的做法更為直接。該校2011年招收本科生約1800名，2012年教務處提供的轉專業名額達590個，遠高于192人的申請人數。另外，哪怕轉專業不成功，還可以通過“個性化修讀”的方式，跨專業選修課程，最后有機會獲得另一個專業的學位。

2011年，時任校長柯炳生曾在中國農大校報上詳細介紹改革的目標。他曾在中國農大經濟管理學院工作過，出任校長前，又擔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長達十年時間。他認為，“讓每個學生都能學其所愛，學其所長，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基本基礎”，但現實卻是，“大學新生的專業選擇，都有一定的盲目性”。

在2014年該校學生代表大會上，柯炳生再次提到“轉專業”，就是“為了幫助同學們從不喜歡的專業中解脫出來”。在柯炳生看來，“自由”代表著“越是掛科，學校越鼓勵你轉專業，因為掛科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不喜歡學”。

他很滿意這項政策，因為“（轉專業之后）他們都很快樂，都學得很棒”。

2019年6月22日，沈陽，高考招生咨詢會。（視覺中國/圖）

選擇的勇氣

就在高校紛紛表示放松轉專業限制的過程中，另一個情況也開始被注意：政策放開后，轉專業的學生并沒有大幅增多。

這正是劉霄和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副教授馬莉萍研究的由來。他們所調研的某雙一流大學，在2016年之前轉專業政策遵循“嚴進嚴出”的原則。具體而言，學生需提交申請表并經院/系領導同意；轉入院系主要基于高考分數、志愿排序、績點等進行資格審查，根據具體接收轉入學生的人數以及筆試加面試的考核，并要求本科成績優良；部分理工科類院系對先修課程、學科背景及績點有較高要求。

2016年，該校不再限制學生的轉出。

但在調研了2016級1192位新生后，劉霄發現，入學前有轉專業意愿的201位學生中，在2017年仍有131位，約65%的學生沒有申請轉專業。

究其原因，是大部分高校的“放松轉專業”，仍是“拆門不拆檻”。

劉霄的調研結果顯示，相較于失敗了的學生，成功轉專業的學生在大一學年全部課程均分上顯著更高。

另外，學生們在轉專業時也并不盲目，他們會理性權衡新專業的學習難度。一位起初想要轉到化學專業但最終放棄的學生告訴劉霄：“化院比較累，很多學生寫實驗報告要寫到很晚。我覺得我可能接受不了這種情況。”除此之外，父母也告誡他，說“化學有危害”。

劉霄發現，從入學前后對轉專業的態度來看，截然相反的學生都有一個共性，高中階段對于大學所學的專業了解不是特別多，“入學之后才發現，學的專業和之前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但很難說對于專業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中科大副校長周叢照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一個宿舍有同專業的四個學生，兩個是第一志愿錄上的，其他是調劑的，調劑的學生也不會轉出去，但要是四個學生都是被調劑的，經常一年之后全轉光了。”

劉霄的調研對象中不乏始終堅持要轉專業的學生，但只占調查總人數的5.87%，“他們有非常明確的職業傾向，不是為了進入某一個專業而轉，也不是單純考慮某個專業就業好才轉，而是真的希望未來能夠在這個領域深耕下去。”

事實上，那些轉了專業的人，對于自己的自由選擇也并非始終堅定。

吳禮彬轉入環境科學專業后，對該專業的興趣是慢慢培養出來的，“地球科學方面的課程，相較于物理學的課程不那么抽象，加上野外實習的增加，會越來越覺得自己是真正有興趣的。”同時，他還會給自己心理暗示，“這是我選的，是我感興趣的”。

有時，轉專業成功的學生也會思索，究竟有沒有興趣這回事兒。對競爭持開放態度的劉竹君，在學習金融學的過程中，“一直有焦慮，不太確定我到底真正喜歡做什么事情”。劉竹君記得，長輩們會給一些建議，他們覺得，“是因為你在這個事情上沒有扎下來，沒能得到足夠的正反饋，所以也難以感受到自己的價值”。

反對者們

哪怕是最早改革的中國農大，也不斷遭遇阻力。

2021年11月，轉專業試點十年后，中國農大發布《關于規范本科生涉農專業轉專業的若干舉措》，提出為維護正常的教學秩序，涉農學院凈轉出人數一般不得超過當年學生數的35%。

林萬龍將之視為一種熔斷機制，“其考慮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導致某專業大量轉出，甚至沖擊到專業正常運行時，我們要有個保護措施”。他表示，但政策頒布后，并未達到這一上限。

中國農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金帷認為，“與很多強調市場導向的高等教育體系不同，在中國，專業建設與調整需要兼顧國家導向、學科知識導向以及市場需求導向。學校涉農專業人才培養事關國家高層次農業科技人才培養。對涉農專業學生轉專業做出一定比例限制，是對市場需求導向以及國家導向之間的有益平衡。”

這不是中國農大第一次遭遇類似的危機。柯炳生在2021年接受一檔視頻節目采訪時曾講到，某一年，草學科學專業30位學生，填表想要轉出的人數達到二十多個，院長、副院長、系主任急了，跑到柯炳生跟前，問可不可以限制一下轉出人數，并說草學科學其實很好，2011年之前本科畢業生就能拿到八千月薪。

柯炳生回答，“還能怎么辦，白紙黑字出去了，（要）依法治校。”

學院和專業為什么會反對自由轉專業政策？馬莉萍曾撰文認為，至少有三點原因：各專業的招生名額均由相應部門制定，自主權有限；高校內部各院系專業的教育資源如教師規模、實驗室設備等，在短期內難以調整；很容易造成冷熱門專業分化更加嚴重。

具體而言，冷門專業如果轉出人數太多，勢必影響與學生人數掛鉤的經費撥款。學生變少，還會間接影響到對老師的考核。“2018年之后，政策要求教授、副教授要給本科生上課。”金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要是轉出去太多，原先一個專業有三個班，變成了兩個班，那有的老師就沒有課上。”

“熱門”專業也會有顧慮。林萬龍發現，“（轉入專業）會覺得不是因為你對專業沒興趣，而是學習習慣、學習能力不行，這樣的話，你不‘禍害’那個專業，就要‘禍害’我這個專業了。”

在可見范圍內，只有中科大在推行自由轉專業政策時，“意外”地順利。

但這種順利是難以復制的。“學校一共40個專業，都具有理工科色彩，均衡度很好。而很多其他頂尖的綜合性大學，文理工農醫都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冷熱門專業的區分度就會更加明顯。”周叢照介紹，某所頭部高校曾到中科大深度學習相關經驗，但由于專業相差較大，那所高校的改革，阻力重重。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數理課程是中科大的底色，哪怕是偏文科的科技傳播專業，仍然要學大學物理和微積分等課程。“從根本上消除專業設置上的壁壘，即便要轉專業，大一學的課程也不會相差太多。”曾長淦說。

而2021年開始，中科大的招生政策也一定程度上更注重學生素質“均衡”，當年14個新高考省份，考生報考該校所有專業都必須選考物理。

在更多更綜合性的大學，面對反對聲音時，學校管理者只能借力打力。柯炳生曾反問草學科學的老師，既然（畢業生能達到八千月薪）這樣好的話，“學生不報是他們無知，報了留不住是你們無什么？”

老師們回答：無能。

柯炳生補充道，至少是無為。

“它應該倒逼學院改革”

給學生第二次選擇，重要性在哪兒？對此無法理解的大有人在。在中國農大嘗試把自由轉專業當做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申報時，就有老師提出，這個點會不會太小？

轉專業并沒有重要到讓人常常回望。連那些已經走上工作崗位的轉專業學生也很少會想，如果人生之路沒有重新選擇，自己會收獲怎樣的生活。

但有一些影響是他們自己都難以意識到的。如今，吳禮彬已經是天津大學地理科學系的副主任。嚴格意義上講，每屆只有五十多位學生的地理系不是一個熱門專業，但在過去幾年，該專業的轉入轉出人數基本持平，每年都有十幾名學生通過轉專業加入地理系。

天津大學地科院有一棟白色的6層高樓。和其他老師不同的是，吳禮彬特別愿意領著希望能轉入該系的學生參觀這棟大樓，“讓他們了解清楚，我們到底在做什么，優勢是什么。”有時，哪怕參觀的學生只有一位，吳禮彬也為其耐心講解。也只有經歷過第二次選擇的人，才能領會出其中的珍貴。

柯炳生認為專業的“無為”，也是林萬龍希望能通過轉專業解決的問題。“它應該倒逼學院的改革。”

“為什么你的專業這么冷，其中一個原因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覺得學不到什么新知識，沒有用。自由轉專業后，學院就有壓力。”周叢照舉例，該校的地球和空間科學學院原來有大氣科學專業，“現在改革升級為空間科學，相關專業知識直接和神舟9號、10號緊密相關。”

也有觀點認為，“倒逼”其實是偽命題，因為冷熱門專業變化的背后是社會趨勢，學院能做的努力很少。

“選擇”前的充分了解也十分重要。周叢照所在的生命科學學院，專業近年來被戲稱為“天坑專業”之一，在凈轉出人數增多的幾年，他沒有利用職務之便調控名額，而是采取另一條路徑，讓生科院的老師深度參與到本科招生工作中。“把反對的力量轉化為招生的力量。以前生科院只負責一個省的招生，現在負責三個省。換句話說，當招到的學生充分了解中科大生命科學到底學什么之后，他后期轉出的概率就很小。”

但在金帷看來，轉專業不僅僅是倒逼學院改革的手段，還應該看到轉專業政策背后更深層次的大學培養模式問題，“我們更應該討論的是，如何在剛性的專業壁壘中尋找彈性的空間，給予學生更大的自主，促進學生實現差異化、個性化學習”。

“很多老師的觀念中，學生大學期間一定要學一整套系統、完整的知識。事實上，純知識導向的人才培養觀念已無法適應今天人才需求快速變動形勢。”金帷認為，“人才培養應該是面向未來而不是面向過去。應給予學生更大的自主空間，去探索自己感興趣的方向，除了轉專業，學校可以通過增加選課空間、嘗試更靈活的主輔修制度、開設微專業方式給學生提供更豐富的教育資源和選擇，幫助學生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

但目前以國內的情況來看，“在搭建專業和專業之間合作的彈性時，組織機制從不通暢”。

劉竹君在讀林萬龍的博士時，就記得林萬龍會建議學生們去修讀人文與發展學院的課程。

如果把轉專業視為人生眾多選擇中的一個，很難考量它所激起的浪花究竟能延綿到多遠的人生。有時，劉竹君會羨慕自己當年金融班的同學，當年一心想跟隨林萬龍學習的她，改學了農業經濟學，當金融學的同學們大多已有可觀的收入時，劉竹君依舊深耕在農業經濟領域。

但劉竹君記得，導師最為信奉的人生信條來自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一句話，“人生的意義是理性思考和自由選擇”。

（南方周末實習生李雅祺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