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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護事關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安全的社會環境，是公安司法機關的重要職責。近年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呈多發態勢，強奸、猥褻等犯罪嚴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踐踏法律紅線，挑戰道德底線，引發社會持續關注。2023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施行，依法從嚴懲處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明確法律條款的理解與適用、規范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辦理、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以法治力量守護未成年人剛剛開啟的人生航程。

一、《解釋》和《意見》直擊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突出問題

預防和懲治性侵犯罪是世界各國未成年人保護事業面臨的共同挑戰。2020年，韓國“N號房”丑聞震驚全球，也警示世人，未成年人遭遇的野蠻在現代社會依舊存在。由于未成年人涉世未深，自我保護意識薄弱，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多為熟人作案，發生于熟悉空間，更具隱蔽性、復雜性，且網絡的興起為犯罪分子聯絡、誘騙、侵犯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機，不少未成年人在遭受性侵后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創傷，有些還患上了抑郁癥、自閉癥或者精神分裂癥等疾病，嚴重者甚至出現自殺傾向。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近年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需要立法、司法機關作出積極回應。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強奸罪的基礎上，明確奸淫不滿十周歲幼女、造成幼女傷害、當眾奸淫幼女的行為適用更重刑罰，新增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明確猥褻兒童罪的加重量刑情節，顯示國家對預防和打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決心，加大打擊力度。本次《解釋》和《意見》的制定實施，是繼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后，堅持能動司法，有效遏制、嚴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表明國家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堅決態度，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全社會營造保護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圍。

《解釋》和《意見》從實際出發，突出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進一步提高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針對性、科學性和有效性，織密刑事法網，維護社會正義。《解釋》科學分析近年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種類型、特征，重點梳理典型案件，細化從重處罰、加重處罰具體情形；針對信息時代犯罪形態的多樣化，明確以互聯網為媒介對未成年人實施“隔空猥褻”行為的犯罪性；對拍攝性侵犯罪過程，以此脅迫被害人、傳播內容、暴露被害人信息的行為加重處罰。《意見》總結實踐經驗，對辦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出更為詳細、具體的要求，明確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的分工安排，實現案件辦理的流程化、透明化，保證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高壓態勢、懲處力度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二、《解釋》和《意見》把握精準尺度、彰顯懲治力度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依法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離不開高質量的審判工作，而后者又以準確適用法律為前提。在涉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條款中，立法者采用概括性立法技術，界定出“情節惡劣”“造成幼女傷害” “造成兒童傷害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等危害后果，確保刑事法律全面規制、懲處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但法條的概括性本身也可能帶來對其理解的模糊性。由于理性的有限，追求絕對明確的立法和絕對相稱的量刑既過于嚴苛，也不切實際。應當說，實現依法全面從嚴打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目標，概括性立法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此基礎上，必然需要通過司法解釋統一、加深對條款的理解和認識，增強法律明確性，保證罪刑相稱，促進法律適用標準的統一，這是提高審判工作質量，實現立法意圖的關鍵所在。

《解釋》用列舉的方式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概括性條款如何適用加以細化說明，為個案裁判提供了科學參考。明確列舉了強奸罪中“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八種情形，“造成幼女傷害”的三種情形；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中“情節惡劣”的五種情形；猥褻兒童罪中“造成兒童傷害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三種情形，“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四種情形；增加了強奸罪、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猥褻兒童罪中從重、加重處罰情節的確切性。

此外，《解釋》指出負有特殊職責人員實施奸淫，對農村留守女童、嚴重殘疾或者精神發育遲滯的被害人實施奸淫，侵入住宅或者學生集體宿舍實施奸淫等六種奸淫幼女的行為，在以強奸罪從重處罰時，要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針對網絡時代的新型犯罪形態，明確以互聯網為媒介對未成年人“隔空”實施淫穢行為的以猥褻兒童罪論處。對拍攝性侵犯罪過程，以此脅迫被害人、傳播內容、暴露被害人信息的行為加重處罰。

《解釋》的出臺加強了對各級法院審判工作的指導，統一了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從重、加重處罰條款的理解與適用，校準了審判機關的自由裁量空間，避免出現同罪異罰的情況，減小了實際量刑與犯罪危害性之間的偏差，避免出現重罪輕罰的情況；在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嚴懲中，準確把握和體現定罪量刑的精度，讓每一個個案的公正裁判，都成為法律權威的最佳證明，有效威懾潛在犯罪者，實現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結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三、《解釋》和《意見》細化救濟措施、體現全面保護

由于生理、心理尚處發育階段，性侵犯罪對未成年人產生的傷害往往更加嚴重。因此，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護，更需符合其身心特點，貫徹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對此，《解釋》與《意見》除加強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末端整治，還注重源頭治理，從司法保護的不同面向——實體性保護和程序性保護出發，進一步優化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對被害人的保護救濟措施，完善刑事司法人權保障制度。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是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基本精神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體現，也是凝結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的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其基本內涵為，在處理兒童問題時，將兒童的最大利益作為首要考慮事項，突出兒童保護的價值優位。

《解釋》與《意見》在實體性權利方面，從未成年被害人的隱私權、健康權、損害賠償權、受監護權出發，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救助。為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隱私權，強調司法工作對被害人隱私的全過程保護，包括：辦案人員偵查取證避免駕駛警車和穿著制服或采取其他暴露被害人隱私的方式；未成年被害人、證人一般不出庭，確有必要出庭的應采取保護措施；公開文書隱藏被害人信息等。為保障健康權，建立一站式辦案救助機制，規定專門人員辦案、女性工作人員參與以及艾滋病阻斷、心理疏導、醫療救治等措施。為保障損害賠償權，明確可主張的民事賠償范圍既包括與人身損害直接相關的醫療費、護理費、營養費，也包括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等合理費用。為保障受監護權，規定家庭教育指導、變更監護權制度。

程序性權利上，《意見》強調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律師幫助權。《意見》規定司法機關辦理案件過程中，除有礙案件辦理之外，應當及時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案件進展、結果，保障其對案件進展的知情權；規定司法機關辦理案件應當及時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委托訴訟代理人、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保障其對訴訟權利的知情權；規定法院確定開庭日期后，將開庭日期、地點通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保障其參與權；規定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向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其律師幫助權。此外，《解釋》和《意見》還細化具體救助措施，實現對未成年被害人的綜合救助，幫助未成年人盡快走出陰影，回歸正常生活。

最后，值得強調的是，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的共同努力。司法機關辦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立足自身職能嚴厲打擊犯罪，踐行能動司法，促進源末并治，同時還要做好司法保護與社會保護的銜接聯動，加強與學校、人大、民政、婦聯等單位團體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建立多渠道、全方位的未成年人保護體系，形成保護合力，給未成年人一個安全環境，在全社會營造保護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圍。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